篇幅冗長，可以看完這篇就假裝自己看過這本書了。後面還有提到一些些其他談毒品的書，有興趣可以參考一下。其中上癮五百年還蠻好看的，內有醫療、科學、社會、歷史、商業等多方面探討各種成癮物質的歡樂小故事。
在我甫得知關於這本書的訊息時，我就到書店詢問了，可惜當時還沒有上市。我對這本書很有興趣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藥物濫用問題和青少年次文化與嬉皮文化的相關，像小說《猜火車》中的用藥行為；另一方面是河南愛滋村在新聞爆發後，才發現中共官方長期隱匿這些現象。因此，我認為讀完這本書後，對毒品與公共衛生議題會有更多了解。
讀完這本書之後，我發現雖然研究的地域不大，但是涉及的議題面相非常廣泛。
最具體可見的問題就是招覺縣的吸毒人口帶來的愛滋感染，而其背後的因素則是現代化的過程與鄉村青年往都市的流動。面對具體的問題，中共官方及地方人士皆做出一些行動，然而面對現代化掀起的波濤，付出的代價則無法挽回。
此書背景位於涼山州的昭覺縣，此地群山圍繞，絕大多是居民是諾蘇人，占了全部人口的97%。中國共產黨為掌控涼山地區，於1952年選擇昭覺縣作為涼山州府的所在地，在此之前從未有外來政權成功常駐於此。
作者主要的田野研究地點在利姆鄉，那是一個海拔1900公尺的高原盆地，是當地區、鄉政府的所在地。中國政府認為，利姆鄉是涼山州中受海洛因和愛滋病影響最嚴重的社區之一。
傳統的諾蘇社會分為四個主要階級：土司（統治者）、黑彝（貴族）、白彝（平民）和兩種等級的奴隸。過去，「家支」可說是諾蘇社會最高的權力組織，家支相當於漢人的宗族，但是影響力可能更大。
親屬關係是諾蘇社會很重要的影響力，主導了道德規範、權利義務、社會階級等。漢人雖然算是相當重視家庭的民族了，然而記憶祖先的方式以編纂族譜為主，子孫可能僅記得近代仙人；而諾蘇家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教導孩子背誦父母雙係的族譜，多數孩子在四到六歲就可以背誦長達二、三十代的系譜。這樣的教育方式讓諾蘇人從小明白他們無法獨立於家支之外生活。
另外，諾蘇人的祭司稱為「畢摩」，畢摩的祭司地位只能透過特定的家支世代傳承，進行驅邪、祈福等儀式。這些傳統習俗造就諾蘇人在文化上的與眾不同。
於1956年，中國共產黨開始了此地社會主義的現代化；1978年毛澤東去世，鄧小平上台，開啟了資本主義的大門。
如Giddens的觀察，現代化是把「雙面刃」。中國的漢民族在西方列強接觸東方時開啟了經濟物質層面的現代化，並且在五四運動時在文學、思想與科學等領域有了現代化的啟蒙。而諾蘇人的現代化始於中共政權的建立後對涼山地區的掌控，經歷文革時期的社會主義集權與稍後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個現代化的過程中，諾蘇人建立了不同過去的價值觀，在各種層面改變了傳統的諾蘇社會。
社會主義國家的意識型態，除了經濟成長，更強調資源與權力的集中，試圖透過國家主導的計畫經濟建立現代民族國家。二十世紀中期，中國共產黨開啟了諾蘇社會的現代化，企圖讓他們成為統一的現代國家的一部分。
中國的民族學者也加入了這個龐大的計畫，依據「進化」階段分類少數民族，此時諾蘇人群體地位極低，成為「1950年代中國僅存的奴隸社會」。
此後三十年，中國藉由計畫經濟與中央集權治理，進行社會主義現代性實驗。然而集權國家的文化策略，與其說是建立文化一統，倒不如說是統整差異當權者不但持續將異文化正常化、同質化，對那些偏離國家認可範圍的人、事、物管制、排擠，或將之邊緣化。
共產黨為求政治權力的統一，要求諾蘇人將對家支的效忠轉移至國家。並以廢除「封建迷信」為由，廢止社會階級，禁止家支活動與宗教儀式等，對傳統權威人士進行批鬥打擊。時至今日，部分經歷政治鬥爭的老一輩利姆人仍以「土匪」、「地主」等字眼來指稱黑彝。
1980後，中國共產黨開始擁抱資本主義，而諾蘇農民接觸資本主義的方式，竟是透過漢人存在已久的定期集市，腹心地區絕大多數的諾蘇人是透過定期集市才熟悉貨幣制度。集市開始後十多年，諾蘇人才逐漸適應其節奏與交易方式，集市生活對諾蘇人有三大影響：第一，市場引進的交易機制，商品的流通超越了過去僅維持基本生計的簡單生活方式；第二，集市塑造或再造了諾蘇人的自我認同，來自四面八方的人聚集於此或消費、或娛樂、或交際，形成了新的身分認同與階序，盆地居民開始自認為比鄰近的高山居民來得「現代」，覺得山區居民「落後」、「不衛生」；第三，古老的市場交易，卻是諾蘇人適應現代生活的不可或缺的要件，市場化與商品化擴展了當地人的慾望，在趕集日交友、嬉鬧、找樂子，成了利姆現代性經驗的一部分，也打開他們的眼界與好奇心，想一窺村落、諾蘇社會外的世界。
改革開放後使諾蘇社會進入晚近現代性的時代，在這個時代，社會、政治、經濟都被全球化重構，個人的地理跟社經地位的流動性都大為增加。在此影響下，
家庭與社群對個人的影響與制約日漸式微，個人主義的色彩更加濃厚，相對來說，群體生活對個人的限制跟保護也逐漸減少。
在現代化過程的吸引下，諾蘇男子漸漸開啟了向都市的的流動與遷移，而這段都市探險也成為許多諾蘇男子的共同經驗，進而成為一種當代的「男子成年禮」。
在過去，諾蘇民族是習於「參戰旅行」的民族，類似斯巴達的尚武精神，雄武為男子之美德。狩獵和武藝在諾蘇男子的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如果能展現戰鬥本領，便能獲得崇高的社會地位與名聲。改革開放後，利姆人相信最勇敢的是那些有膽識像外探索世界的年輕人。因此，諾蘇年輕人流動到都市的過程成了一種新興的成年禮的象徵。
在外闖蕩的年輕人，除了衣著、飲食等改變，諾蘇人過去對鴉片的正面記憶，可能讓年輕人對於海洛因毫無防備，甚至很快就開始嘗試。
19世紀末，鴉片在中國廣為流行，而清廷於1906年開始嚴禁鴉片，多數地區無法再種植罌粟。鴉片漢商在當地土司與黑彝協助下，於1910年進入偏遠獨立的諾蘇地區種植罌粟。往後數十年，土司、黑彝與當地地主便以鴉片跟漢商交易白銀、布匹與其他日用品。在當時，鴉片無疑是新奇的奢侈品，唯有權有錢者才能吸得起這種時髦大煙。
中國的市場改革後， 開放邊境貿易，鄰近「金三角」的西南地區，使海洛因走私在此處盛行。來自緬甸的海洛因，經過雲南運送至中國內地，而坐落在川顛邊界的涼山正好位於一條走私路徑上。相似於鴉片的情形，於1990年代在涼山興起的海洛因，也如同一股時尚潮流，是地位、財富與品味的概念，在當地居民眼中不盡然是負面形象。
當海洛因被返鄉青年帶回利姆鄉後，也讓在地年輕人趨之若鶩，不少人做起中介買賣「以販養吸」，海洛因開始在利姆盆地迅速擴散。
部分年輕人在經歷都市洗禮，吸毒、販毒、偷竊、坐牢後，成功戒癮，結束這段「成年禮」，或返回故鄉耕田、或在城市當工人或經商，進入人生的下一階段。然而仍有許多青年，仍然無法擺脫毒癮，或散盡家財，或客死異鄉。
同為鴉片類物質，鴉片曾一度為諾蘇貴族階級帶來巨大的財富與權力，讓諾蘇社會更加強勢獨立；但海洛因卻讓在民族國家中位居邊緣的諾蘇社會每況愈下。
除此之外，還有另一項毒品引起的改變，那就是諾蘇社會中女性的角色。傳統的諾蘇社會，女性地位不高，雖然除了種田以外的勞務皆由女性負責，然並不允許參與家支會議等重要集會。女性吸毒者雖然多是起因於和男性吸毒伴侶的關係，甚至也加入販毒的行列，然而，接觸過毒品的女性，卻可能開始反思自己的人生與兩性關係，產生個體性的念頭。
1994年間，當海洛因在年輕人之間漸趨盛行時，諾蘇長老們開始召集家支會議，組織草根性戒毒行動。
其中成效最顯著的是首先發起的木哈村某社，主導人為社長勒伍木牛。他採取最原始、嚴厲但有效的方式，綑綁吸毒者跟毒販的手腳，並毆打不服從者。此外，他還施以以連坐法，以五戶為一組，組成「連組」單位，當組內某戶違反規定時其他成員也要接受處分。此舉成效顯著，勒伍木牛也因此政治生涯一路攀升。
在此之後的另一波禁毒運動，木哈村又是少數成效彰顯的村落，勒伍木牛為了維持禁毒模範的形象，採行更嚴厲的連坐法。木哈村設有一座水泥場和四間溫泉餐廳，經濟狀況比其他村落寬裕。勒伍木牛除了對吸毒者和毒販課以重罰外，也連帶處分在水泥場或餐廳打工的家支成員，勒令停工兩、三個月。
木哈村的禁毒運動使其成為「禁毒模範村」，勒伍木牛也被推舉為「模範幹部」，各級政府期盼其他村落能夠效法，卻未曾考慮此特定村落的成功。威權國家常用的「微型化」、「塑造模範樣板」的手段明顯可見，然而格局狹隘的戒毒計畫對現實社會的多樣性並不適用。
在文革時期，赤腳醫生的制度創造了可觀的成就，也造就了國際間對公社時期中國農村公共衛生的正面評價。然而在中國像資本主義靠攏之際，使農村地區因公社瓦解，基層醫療人員的撤退，醫療與衛生陷入困境。
1997年，當諾蘇鄉民正積極推展以親屬為主軸的禁毒運動時，利姆鄉傳出首例因毒品注射不當而引發的愛滋感染。隔年，中國政府開始對利姆鄉展開愛滋調查與防治介入。
2000年，由英國政府國際發展部門資助與中國政府合作的「中英計畫」，開始在利姆、四川、雲南等地成立疾病防治計畫點。其中為了協助利姆鄉的愛滋感染者，成立了幾項具體計畫，分別為：養豬計畫（給愛滋感染者豬仔，希望患者養大後賣掉獲利）、抗機會性感染治療（促進吸毒者主動吸毒檢測，並給予簡單的免費治療，其實主要都是注射抗生素而已）、花椒種植計畫、針具交換、雞尾酒療法（只有兩位中選患者）。
基本上，這幾項計畫大致都是失敗的，原因有財政決策不透明、政府部門缺乏協調、實行團隊與當地的文化障礙等。談論性與身體在諾蘇社會是一大禁忌，對於推廣安全性行為造成一大障礙。然而文化因素也有可能成為助力，以畢摩儀式成為約束力量的成功戒毒者不少，然而中英項目團隊卻避免和這類民間活動接觸。而國家代理人認為衛生院才是科學且甫和官方精神的機構，瞧不起諾蘇文化的「迷信」，
反映的正式國家現代化的目標，也因此摒棄了許多對於防治工作有益的文化因素，
在政府介入之前，當地諾蘇人並不歧視愛滋病患者，這和全世界的常見現象都頗為殊異。然中英項目的官員在不了解當地情況下，機械性的把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愛滋防治計畫複製到利姆。諷刺的是，原本對愛滋沒有歧視污名的諾蘇社群，反而透過不斷強調的反歧視計畫，對此疾病產生了負面的詮釋與恐懼。
愛滋污名不會無端產生，過去研究指出，造成愛滋污名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愛滋病與「偏差行為」有關，如吸毒、嫖妓、同性戀等；第二，人們常認定感染者不負責任，才會做出注射毒品與不安全性行為的行徑；第三，愛滋病具有傳染威脅。
然而在諾蘇社會中，最嚴重的污名包括偷竊、家支亂倫等。而關於疾病的污名，最嚴重的有三類：痲瘋、肺結核、狐臭，諾蘇的病因論認為這三項疾病具有「遺傳性」，與這些患者結婚視為親屬大忌。諾蘇人不只歧視這些病患，連病患的家人也會受到連帶污名，甚至可能以消滅患者來挽救家支名譽。相較之下，愛滋病從未被諾蘇人視為「遺傳性」疾病，不致威脅現有的親屬關係。
我認為對我們所有人都有影響的就是現代化的過程。現代化造就了全球化，而全球化也造就了文化的單一性。作者在中文版後記提到，於2012年再訪時，利姆盆地已經被選為國家開發為工業區的地點。而青年不再像書中提到的，在城市流動一段時間後就會返回故鄉，而是進入城市的主流社會，利姆鄉村中多半都剩下中老年人。看到這裡，讓我想到台灣鄉村隔代教養家庭的景象。
諾蘇社會的現代化，時至今日，改變更加顯著也更加不可逆，我幾乎可以看見傳統古老的習俗慢慢消失在紙醉金迷的資本主義生活的一天。或許對於個人的發展來說，現代化的過程會增加競爭力與社經地位流動的機會，但是我任為全球化造成的單一性，對於整個社群與文化，造成的影響比毒品跟疾病更需要關切。
在閱讀此書 ，與其他相關書籍（《上癮五百年》、《迷幻異域：快樂丸與青年文化的故事》、《蛾摩拉》、《全球毒品交易黑幕》）後，我想到托爾斯泰在《安娜
卡列尼娜》一書中的開場白：「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原先對於毒品成癮跟氾濫的想像非常淺薄，大抵都是關於青少年享樂或是社會邊緣人的接觸，然而此書與其他書籍多方面向的探討，讓我得知在一個現象後面繁雜龐大深遠的因素影響。
諾蘇青年的心態顯示「嘗鮮」是其主要的吸毒動機。海洛因的情緒撫慰效果讓諾蘇年輕人視之為娛樂享受，好比中國男性間常見的遞菸與群聚抽菸的社交行為。（《我的涼山兄弟》，第110頁）
而金三角地區民眾裡，許多海洛因成癮者表示第一次吸食是在朋友慫恿，同時也是為了滿足好奇心的情況下開始嘗試。而部分鴉片成癮者則表示開始使用鴉片是為了解決身體不適。（《全球毒品交易黑幕》，第七章）然而我想，金三角地區對於毒品取得的便捷性也是一個相當大的關鍵。
毒品取得的便利性造成的關鍵影響，還有另外一個證明：德、美等國的醫生染上毒癮的比率從來都高達一般大眾的一百倍。（《上癮五百年》，第134頁）其中有一段曾任美國麻醉毒品管理局長的安林傑說到，他們簡直沒看過律師搞這些東西，並非律師比醫師更有道德或是更有辦法躲掉麻煩，只要有機會接觸到總有人想要嘗試。唯一的解決之道在於管制資源。
快樂丸的發明則與反文化運動有相當大的關聯，90年代的銳舞風潮則可說是和快樂丸的流行相輔相成，這則是時代與毒品成癮造成的大規模關係。
（《迷幻異域》）
此外，像宗教也是一種影響的因素，（《上癮五百年》）伊斯蘭教禁菸，而鴉片就成了較能接受的替代品。像這樣多種因素造成藥物的濫用與成癮，雖然不是你我都接觸得到的，卻也幫助我們了解現象背後的多種面貌。
